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这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祖居江西省德安县城南郊，世代务农，其父袁兴烈读书求学，任过小学校长，后又谋生在外，并投身抗日战争。隆平的母亲高小毕业，任过教师，常以多读书、求进取、做好事的思想教育孩子。
袁隆平1930年9月1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9•18”事变，日本侵华，并逐步侵占华北和中国内地。1953年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教书，隆平一家和全国千千万万同胞一样过着逃难生活，曾易地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的几十个地方。国破家亡的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军空袭，尸横遍野。这些悲惨景象，给袁隆平童年的心底，留下深深的民族创伤，也在他脑海里产生了一串串的问号：为什么中国百姓如此被人欺侮，任人宰割？为什么外国强盗在中国如此横行霸道？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使袁隆平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当时的大后方重庆上的高小和初中。他学习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他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兴趣爱好广泛，学会多种姿势游泳，可以横渡长江。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父亲迁回汉口上高中，曾获汉口赛区男子自由泳冠军。1948年，隆平又随父迁到南京，并在南京中大附中读完了高中全部课程。
高中毕业以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为隆平全家议论的焦点。他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生气盎然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对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慈善的母亲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经过家庭民主协商，最后让孩子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了。袁隆平上的农学系，经合并、调整，成为农业部所属的全国重点高等农业大学。1953年夏，结束了大学学习生活，他服从分配，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开始了他长达19个春秋的教学生涯。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听、写、阅读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
进校第二年，他又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生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他深感以前学得不深，既已任教，就边教边学，边学边教，教学相长。
1954年，他教普通植物学。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进行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一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袁隆平进入“而立”之年，也是他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进行了解放后10年来的回顾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1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他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到60年代,他从阅读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学说，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在育种方法上他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大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第一篇重要论文，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仍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在漫长的19年教学生涯中，袁隆平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