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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定义有句民谚说：“无徽不成商” ，说的是安徽人会做生意。
历史上的徽商，并非指所有安徽商人，而是指旧徽州府（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商人的总称，大多都是家族式经营。
徽商多为落第书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无奈之下只得舍本逐末成为商人。徽商虽然地位低下，但文化素养极高，不霸道，不张扬，气质儒雅，待人诚恳，诚信经营，使得徽商有着不错的口碑。
徽商成因《江南通志》云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 七山二水一分田，发展农业的缺乏基本条件，而人口又与日俱增，迫使徽州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谋生，但河网密布，沿江向东可至南京，向西可达武汉。
明、清时期，徽商极盛。无黟不成镇，无徽不成商。徽商在长期经营中相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逐渐形成了“诚”、“信”、“义”、“仁”的商业道德。
丝、棉、盐、茶等物产成为徽商的主要经营物资。临近的江浙盛产丝、盐，因安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安徽在朝为官者众多，很容易获得盐引（盐业经营许可证）；黄山毛峰、六安瓜片、祁门红茶都是经徽商之手推广至全国；安徽文房四宝宣笔（宣城)、徽墨（徽州歙县)、宣纸（宣城泾县)、歙砚（徽州歙县）几乎垄断了整个官场，成为高端产品的象征。
徽商代表①祁门县程承津、程承海俩兄弟因经商致富，家资以万计，乡人称老大为“十万大公”， 老小为“十万二公”，他俩是徽州早期拥有巨资的商人。
②休宁县汪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③祁门县马曰琯客居扬州，经营盐业，与其弟马曰璐称为扬州二马。曾捐资开掘扬州沟渠，筑渔亭孔道等；四库全书馆设立时，他家捐书达到776种，为全国私人献书之冠。
④歙县鲍漱芳在两淮官商中具有较大影响，1803年在川、楚、陕三省的平乱中，他组织富商们捐输军饷有功，被任命为盐运使，嘉庆时期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
⑤绩溪县胡雪岩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御赐黄马褂。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杭州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成为驰名中外的中药老店铺，是中国商界的一个传奇。
⑥歙县程霖生继承父业在上海发展，数年以后资金累积达白银6000万两，成为上海滩上屈指可数的巨商，时称“地皮大王”。
徽商故里徽商致富后荣归故里，便大兴土木，以奢华精致的豪宅园林彰显其身份，或整修祠堂光宗耀祖，或树立牌坊褒奖女人…
徽商留下的徽派民居、祠堂和牌坊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至今保存完好的有歙县徽商大宅院、呈坎，黟县宏村、西递和南屏，以及绩溪县上庄等，已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人文景点，它们与黄山自然风光相映衬，成为国内外旅游者向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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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地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知道三国时期，吴国开始经营南方，徽州才有了较快的发展。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北方迁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这就造成了徽州人口众多，山多地少的困境，外出经商，成了徽州人最好的选择。徽商在唐朝宋时期就开始萌芽，明清时期，依靠盐法政策，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帮，徽商达到鼎盛时期。但是，由于盐法的改变，加上徽商没有了进去精神，贪图享乐，以及西方商品倾销等等种种原因，徽商慢慢衰落了。
01 环境所迫，经商成为徽州人代代相承的习俗徽州位于新安江畔，辖境为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和婺源（民国时期划归江西）等地。徽州山路崎岖，陆行不便。唯有新安江黄金水道可畅行无阻，由此至钱塘江再汇入大海。徽州人多地少，且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外出经商已经成为徽州人代代传承的风习，以致“服农者十（分之）三，服贾者十（分之）七”。
他们走南闯北，即便是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亦不无徽州经商之人。如胡适所说：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02 三国时期，吴国开发东南，徽州商业开始萌芽三国时，吴国雄踞江东，长江流域商业活动已呈繁荣趋势。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中原资财大半随之南迁，经济活动中心由北移南。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刺激着江、浙、皖主要城市的商业活动。
早在隋代以前，宣城、毗陵（今常州）、吴郡（今苏州）、会稽（今绍兴）、余杭、东阳等地就已是商贾集中的繁华市区。这些地区环绕徽州，商贸活动引发徽州与毗邻地区的物资交流，东晋时的徽州商人就这样乘势而起，萌芽成长。
唐朝时，徽州土特产资源极为丰富，除竹、木、瓷土和漆外，特别是茶的运销遍布全国，甚至漂洋过海，运抵国外。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里的浮梁就包括徽州祁门西南乡，说明那时候徽州的茶叶贸易就非常兴盛。
徽州盛产茶叶，是因为徽州山多田少，山民为了生计，大量种植茶叶，以茶叶为生的山民占到十之七八。山民的衣食、日常生活用品，上交朝廷的赋税，都从茶叶中获取。每年二三月分，茶叶上市的时候，各地茶商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除了茶叶，徽墨、歙砚，也堪称徽州二绝。徽墨首创于南唐末期的奚超父子，南唐后主李煜盛赞徽墨，敕封奚超父子“墨务官”，并赐姓为李。徽墨名叫龙凤墨，歙砚取材于婺源龙尾山，故名龙尾砚，这两样都是给宫廷的贡品。五代时，绩溪所产的龙须纸，质地洁白光滑，也可谓徽州名产。这几样文房宝物，受到文人墨客们的追捧，甚至连南唐后主李煜也非常喜欢。茶叶，墨宝这些产品，为徽州人打开了他们的商业之路。
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赵构建都临安（今杭州）。杭州本来是个规模比较小的市镇，建都后，赵构便大兴土木，筑宫建殿，仅御花园就有四十余所。而那些达官显贵们也毫不例外，纷纷修园子，建楼阁，很快杭州就成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变成一做大都会了，“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杭州的规模可见一斑。
大兴土木必定使得杭州对建筑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徽州人从这看到了商机。杭州本来就是“闽商岭贾”的集结之区，徽州商人把土特产售与闽粤商人，再把闽粤地区盛产的木料、石料等转运内地，徽州人把这些原材料由新安江泛流而下直达杭州，由此，富商大贾便应然而生了。如此暴富暴起，自然刺激更多的徽州人经商。
03 明成化年间的盐法改革，使徽商开始雄起明朝建国后制定了盐法，商人输送米粮等至边塞来换取食盐，之后在指定区域贩销。明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颁令改变盐法，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换取食盐，之后可以自由贩卖销售。这项盐法制度的改革，使得徽商开始起飞。
明朝时期，主要产盐地区再两淮、两浙，这里也是盐商集聚中心，晋、陕商人人地生疏，难以与徽商竞争。徽商由此乘隙而入，建立了一个基于食盐的商业帝国。
经营盐业是徽商的主要行当，但是其行当也缘此而蓬勃兴起。墨商、茶商多在外埠开设墨庄、茶庄，书商开设书坊。除此之外，徽商中有的贩卖棉布、丝绸、米谷、纸张、瓷器等，还有的远到辽阳贩卖人参、貂皮，到两广贩卖珠玑、香菜等。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扩大到国外，明代嘉靖年间，徽商许栏、汪直不但和日本、暹罗（即泰国）及东南亚各国有生意往来，其商业活动还远及葡萄牙。总之，什么可以赚钱，何处可以牟利，徽商无不经营，无不涉足。徽商由小本经营暴富后，或数人共营，或一家独营，开设钱庄和典当，获取暴利。
04 徽州人的商业盛况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今徽商开当，遍及江北”，在河南者达“二百十三家”。清代所修《歙县志》称：“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
徽商有上贾、中贾和小贾之分，资产银两百万为上，二三十万为中，余皆属下。盐商资本最雄厚，多以千万计，稍次也是数百万。徽商并非全以贩运为主，也兼营一些生产活动。如郑天锁、朱之沾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染纸厂，运转于苏浙鄂豫冀鲁等省，等等。他们雇了很多佣工，其生产规模已具有手工工场的形式，融工商活动于一体。
徽州人大多以经商为职业，徽商时代，徽州男人有十分之七在外经商，极盛时甚至更多。明万历年间，徽商汪克在河南所开当铺竟达 213 家。徽商的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北至幽燕、辽东，西至滇、黔等，东南至海外，可谓“贾人几遍天下”了。
05 徽商开始向权贵靠近明清时期，徽州人的生意在江南都做的很大。一些文人为生计所迫，趋之若鹜，纷纷投奔徽州，而徽商为了附庸风雅，将这些文人揽为食客。
不仅如此，徽商还以钱财宝货结纳权贵。墨商罗小华就曾贿赂严嵩的儿子严世藩，而成为严世藩的幕僚。他们还和官府勾结，挪欠朝廷巨款，富商吴养海大言不逊地说，他的大父曾欠纳盐款二十余万。徽商经商有道，获得高额的商业利润，也就必然以课税、捐输等各种形式奉纳给朝廷，这是一条定律。清末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徽商中的代表人物。
如康熙十五年至嘉庆九年的 130 多年间，两淮盐商捐银3900万两，米近2200千石，谷近33万石，上述捐输多为徽商承担。此外，徽商还向朝廷捐奉军需银2200多万两。
06 无徽不成镇自明代中后期始，在淮扬经商的徽州人也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开始在这里融资兴业。明代王世贞说：“大抵徽歙，人十之三在邑，十之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之一在内，十之九在外。”，徽州人，并没有很浓厚的乡土情结，他们可以把资金的十分之九投入外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淮扬等地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正是建立在这样丰厚的财富基础之上。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侵掠扬州，近二百家盐商惨遭抢劫和焚毁。知府借盐商三万两银，于旧城外增建新城。新城建成后，民居鳞次栉比。清乾隆《江都县志》记载说：
“商贾犹复聚于市；少者扶老羸，壮者任戴负，与夫美食衎食之人，犹复溢于途；风晨月夕，歌鼓管龠之声，犹复盈于耳；弦歌诵习，在乡塾者无处不然。”
到了明万历年间，扬州的盐商多达数百家，资本总额超过三千万两，说“扬州富甲天下”，一点也不为过。淮安地处南北要冲，是漕运、盐务和榷关重地。徽商迁居于此，他们大大改观了淮安的面貌，使这里成为可以立“子孙百世业”的大城市。
仪征是淮南盐运的中枢。盐业贸易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市镇建设。清代袁枚曾有诗夸耀仪征的繁华胜景：
“渡过扬州水便清，盐船竿簇晚霞明。江声渐远市声近，小小繁华一郡城。”汉口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徽商将它看成是“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淮盐引岸地跨六七个省，行盐口岸大半在湖广，而汉口就是淮盐转运口岸的最大中枢。盐商和运丁等聚居于此，在当时汉口的百种行业中，做淮盐生意的当为大宗。早在康熙初年，汉口就建有新安会馆和新安巷。到了雍正十一年（1733），又扩建新安巷，在不断的扩建下，作为徽商聚居地的汉口就这样成为繁华热闹的市区。凡是徽商聚居之地，哪怕是滨海荒区，哪怕是乡村僻野，只要他们来了，只要有盐场署所在，那里就能形成集市，那里的经济就会发展，文化就会振兴，那里就会成为“烟火万家，商贾辐辏”的市镇。
07 夸富斗奢，徽州商人开始沉迷于享受自古以来就重农轻商，管仲提出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以来，这种等级贵贱的排序，几千年来几乎没变。巨商大贾尽管富可敌国，可仍然排在第四，还是被视为暴发户。这种价值取向的阴影一直在徽商的心灵深处挥之不去，而这又成为反作用力，刺激徽商要以自己的方式，表现自我，彰显自尊，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方式就是一掷千金，铺张扬厉，有文献这样记载徽商的奢靡之风：
“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同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加自检。骄奢淫逸，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尤甚。”
徽商为附庸风雅，征召名优，开设戏馆。于是，扬州也就成了昆曲的第二故乡。清顺治、康熙、乾隆皇帝都是戏迷，每次南巡经过扬州必征歌逐宴，欣赏昆曲。徽商也由此培养了自己对戏曲的兴趣，纷纷招苏州名优名角，办起了私家戏班子，从而使苏州、扬州成为全国戏曲的中心城市。徽商不仅舍得在昆曲戏班子上大把花钱，还不惜钱财，构筑园林，以求博得达官显贵的青睐。
08 徽商的衰落于是，新的徽州商人渐渐沉迷于斗富，摆阔，先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在这些年轻一代身上再也找不到了，他们只是一味地追求享乐和挥霍，这也是徽商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微商衰落的主要原因还是淮盐运销办法的改革，毕竟徽商就是靠着两淮食盐的运销起家的，真是成也食盐，败也食盐。
清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革除盐政积弊，无论任何人，只要缴足盐税即可领票运盐，销售各地。盐政新法改行六年之间（道光十一至十七年），不仅消除了盐商亏欠的数千万两银票，反而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以千万计。这笔巨款是盐商于正常利润外，官商勾结，共同舞弊的结果。
陶澍改革遭到朝廷内外的反对，因为它直接危及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动摇了徽商淮盐运销的垄断权。仅以扬州为例，盐政新法后的清道光九年，徽商大多歇业关门，一片破败。
太平天国时，徽州是太平军的活动中心，当然也就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军的主战场。频仍战事，兵连祸结。徽商深受其扰，先是地方地主武装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亲自督师祁门，明火执仗，纵兵大掠，徽州府被洗劫一空。清军在徽州烧、杀、掳、掠，使徽州尸横遍野，庐舍为墟。徽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备受摧残，大伤元气。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经济渗透，使徽商遇到了强劲的敌手。徽商在省外各地经营的钱庄，敌不过外国商人的银行。西方国家生产的产品价廉物美，方便耐用，也渐次取代徽商手工生产的产品，如布匹、纸张等。连仅此一家的毛笔、徽墨、歙砚等，也几乎被钢笔挤出了市场。
洋商的活跃，洋货的倾销，使徽商不堪一击，当年的风光已成明日黄花，最后无可奈何花落去，只能淡出商业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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