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我，就是在生产队时期度过的，对此深有体会。
那个时候村子里连麻将也没有，麻将的大规模出现，是在改革开放数年后，农村包括城镇里的居民生活好起来后，大家在闲暇之余，这东西才在村子里出现并迅速被大家接受的。
生产队时期，白天要劳作一天，特别是在收秋打夏之时，基本上要忙一整天，到了傍晚时分下了工，还要回来做饭吃，晚上是不会有任何娱乐活动的，最多就是到了饭点，家家户户的人都会端着饭碗出来，围聚在某条街口、某个树下坐下，每条街隔一段就有这么个聚集点，大家一起谈天说地。说到兴头处，常常引得人哈哈大笑，这可能就是一天中最欢快的时光了。大家端着差不多的饭，基本上一样，都是粗粮做的饮食，连菜也基本一样，不是萝卜就是土豆。小孩子也会随大人坐下，但多数时候对大人们的谈资不感兴趣，也引不起共鸣，只是跟随自己的父母而已。
傍晚吃饭的饭点一过，大家都各回各家，也有3、5人聊天聊起兴致来，能坐到很晚时分，就是9点、10点左右，这已经是够晚了，最后没了话头，大家也劳累了，也就各自散了。回去就是睡觉，小孩子们已经早早睡下了。
其它的娱乐活动是没有的，那时候谁家有副扑克牌，也常常是旧的，新的也舍不得拿出来，放在家里逢年过节时自家人玩一玩。物质贫困的年代里，人民生活的苦，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
那个年代，我国的电力供应还很短缺，在许多的农村，一年到头有电的日子是可数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写作业，记忆里就是趴在煤油灯下写，没有电灯。在黑暗的灯光下，做什么也不太方便，更不可能像现在的人们一样，饭后可以有时间来搓麻将、打扑克牌，很多的时候就是饭后说会子闲话，然后关门熄灯睡觉，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娱乐活动。
那个时期的农村，农民遇到的最好的活动，就是村里请剧团来唱戏了，一年中基本上有这么一次，时间也基本上在秋收后或夏收后，交了公粮，生产队也有了点钱，农民也闲了下来。唱戏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也最高兴，村里的舞台就在小学院子里，要占用我们的教室供剧团的人居住，然后我们会放假，基本上是5天左右。
到了唱戏的日子，周围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闻声赶过来，基本上靠着步行，能见到骑自行车过来看戏的人都很稀罕。那是村子里最热闹的时候，大队会组织人支起大油锅，卖一些吃食，都是油炸品，比如油条、麻花、油糕这些东西，也有远方的小贩过来，这些人多数骑着自行车或推着手推车，卖一些小东西，卖东西也只能悄悄的卖，遇到大队干部还得躲着走，因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多数时候大队干部遇到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都是邻近的乡亲，不要很为难。
为了唱戏，村里会给公社打电话，公社安排供电所，这个村里这几天不会停电。一旦停了电，剧团还带着一种叫气灯的东西，也很亮，但是每隔一定时间必须拿下来打气，不然就会变暗或熄灭。村里唯一的一部电话就在大队里，公社给统一装的，方便联系村里，手摇的那种，摇一下，公社的接线员会接起来，问你要哪里，然后再给你接过去。
在生产队时期的农村，一到夜晚，大家多数时间只能是睡觉，找不到什么娱乐活动。
生产队时期农村没有通电，也就没有电视机，吃完晚饭后，如果没什么事就洗了 睡觉。少数有收音机还听会儿新闻，喜欢看书的就在油灯下看一会儿书，然后再睡。如果家里养了猪，妇女得剁猪菜，煮猪食，有时还做做鞋，补补衣服，一直忙到深夜。
大集体的时候我虽然还小，可一些事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农村没有通电，也就没有电视机，人们吃过晚饭后一般没什么事，就洗洗然后睡觉。大热天的时候晚上睡不着，就到外面乘凉，到半夜才回屋休息。我们住在长江干堤边上，由于干堤上比较凉快，每天吃完晚饭后，男女老少都搬着椅子、竹床、春発、门板，拿着蒲扇到干堤上纳凉。因我父亲读过一些书，大家总是天天晚上求他讲书，他不好推辞，就夜夜讲什么《薛仁贵》、《薛刚反唐》等等，每到深夜大家困了才散去。
直到1979年，我们大队有了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放在学校办公室里。为了看电视这个稀罕物，我们虽说很怕老师，但晚上经常跑到学校去看电视，可看不了一会儿都被老师赶了回来。
1996年的倾盆大雨淹没了我们村几百亩庄稼，政府才想办法给我们村通了电，从此，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电风扇等电器，人们晚上都有电视看，就不到外面乘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