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之战，春秋末期(公元前455—前453年)，发生晋国四大卿族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之间发生的一场城邑攻守战，晋国赵氏军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与智氏、韩氏、魏氏联军进行的城邑攻守战。智伯围困晋阳而不能下，于是引水淹灌晋阳城。在晋阳城快要被淹没时候，赵襄子暗中串谋韩魏两家，最终韩魏临阵反水，以水倒灌智伯军营，智伯兵败身亡。
战争即将开始前，赵襄子发现晋阳城中弓箭和兵器的储备不足以支持长期作战，向家臣张孟谈问计，张孟谈说：“当年董安于修筑晋阳城时，用荻蒿等植物主竿做墙骨，用铜柱替代木柱，将它们挖出来后，正好用来制造箭杆和兵器。”
古代战争中如何分清敌我？
主要是通过军服、武器装备、军旗、口令、阵型、头巾等方法区分敌我的。
在古代军队除了盔甲以外军旗是最重要的敌我识别标识，根据军法，旗帜倒了，全队集体斩首。然而，仗打到红眼睛的地步，旗帜可能被火箭焚毁或者人马踩踏之下实在是找不到了，这就给区分对面的部队是否是友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最直接的方法是根据盔缨和铠甲的样式判断敌我。中国在古代诸侯割据，城邦与城邦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频繁的战争也造成了各大城邦的严重消耗，很多时候朝廷往往不给士兵发放铠甲，因为铠甲头盔是金属或皮革制品，在古代，这是很昂贵的军事装备，除非精锐部队，或者任务非常艰巨。否则，士兵是没有盔甲的，盔缨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有些士兵家境不错，为了保命，自备了盔甲，也是样式不一，很难区分敌我。
还有一个方法是根据口音发髻。这个方式在对外族作战时是可以的，例如，对匈奴作战，对突厥作战，都很容易区分敌我。然而，像隋末唐初这种乱世，人们流动性很大，不好区分。例如，保护隋炀帝的禁卫军就是陕西人，他们的对手郑军和瓦岗军则是杂七杂八哪里都有，郑军中有江淮兵，瓦岗军更是五花八门，来自全国各地。府兵大多为汉人，发髻、服饰、相貌方面实在是不太好区分。
口令识别法，口令虽然容易识别，但是，战场上模仿对方口令的比比皆是，再者，古代军队通讯不发达，完全靠轻骑或两条腿跑着送到，往往会造成口令不一致的问题。再者，中国自古就有成百上千种方言，比如，今天广东士兵和来自河北的友军之间，如果用方言问答口令会是一个啼笑皆非的结果。有人可能会问，古代不是也有官话(官方规定的标准普通话)吗?答案是有，但是，士兵都来自于社会的底层，是普通劳动人民，自然不会像达官贵人那样说一口标准的官话，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较为容易办到的是，通过抹额(类似于头巾)的颜色、队伍的旗帜(旗帜倒下之前)、口令相结合来判断敌我。例如，黄巾军的黄巾就是个显著的、容易办到的标志。 另外，我认为，即使是乱世，国力不足，也应该是有一定的统一要求。例如，战国时期军队虽然自备服装，却是有统一的颜色要求，秦国尚黑，齐国尚红，等等。
如果进入到肉搏战，此时区分敌我的关键就在于阵型了，这个时候将领对军队的控制力基本等于零，只能依靠之前的排兵布阵保证自己的军队面向敌军，在混战中尽量保持队形，如果阵型被击破，那么等待军队的只能是溃退，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军队平均减员30%就会崩溃的原因之一。
像是后金这种几乎没有阵型的军队，在减员10%左右的时候就有可能崩溃，只不过明朝连这10%的战损都很少打出来。
再比如戚继光的戚家军，他们则是用严格的军法，通过喇叭、传令兵、腰牌、旗帜，来保证自己的队形，在大阵下还设有鸳鸯阵这样的小阵，区分敌我还是很容易的。但即使如此，也免不了在混乱条件下被队友误伤。
在晚清时期，为了增强军队控制力，湘军和淮军采用了将同乡士兵编为一组的办法，大家都是同乡，怎么说也是面熟，而且依靠宗族乡亲的关系，大家能更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在现代战争中，仍然常常有误伤的情况，所以在古代区分敌我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