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拾葚异器
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孝顺母亲。每日出去采摘桑葚时都把桑葚分开装。赤眉军（绿林赤眉起义）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黑色的味甜，用来供养母亲；红色的味酸自己吃。”赤眉军为他的孝行感动，送给他二斗米和一只牛蹄。
2、岳母刺字
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宋朝。母亲姚太夫人把岳飞叫到跟前，说：“现在国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到前线杀敌，精忠报国！”姚太夫人听了儿子的回答，十分满意，“精忠报国”正是母亲对儿子的希望。她决定把这四个字刺在岳飞的．背上，让他永远铭记在心。
3、孟母三迁
孟子小的时候和母亲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孟母认为这样不好，就搬到市集附近，孟子又学起做生意和屠宰猪羊的事情。孟母再次搬家到学校附近，孟子就跟着学生们学习礼节和知识。孟母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
4、鲁迅教子顺其自然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5、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
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名人好家风好家训小故事摘抄
顾名思义，家风是一个家庭的风气，风格与风尚，也就是家规、家训形成的习惯。下面是名人好家风好家训小故事，欢迎阅读。
名人好家风好家训小故事：司马光教子有方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名人好家风好家训小故事：吉鸿昌不忘父训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名人好家风好家训小故事：钱基博严格教育子女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名人好家风好家训小故事：梁启超教出全能儿女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名人好家风好家训小故事：丰子恺，让孩子享受应有的`快乐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