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幸大而言之，是指不通过仕途正路而以柔媚便辟获得上位爱宠的人，卫青霍去病确实是因为皇帝后宫之亲而走进朝堂的，卫霍不但在《史记佞幸列传》有提及，在外戚世家也有涉猎，这正是司马迁作为信史直笔一个组成部份，直书其事而不以功掩过，如佞幸传中也说“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但这两人的事迹，最有力的依据是他们的本传《卫将军骠骑列传》而不是其它。
虽是直书其事，但观司马迁对卫霍二人的评语，是颇有微词的，可能与他崇尚儒家学说有关，他评价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卫青骑奴出身，一跃而成将军出塞，屡次建功，出击匈奴共有七次，斩获敌兵五万余人。收复河南地，富贵满门，校尉副将因为跟随卫青有功而被封侯的共有九人。（今日头条南方鹏首发）战绩彪炳的大将军，司马迁却对他的谦和自守，不招揽门客，对武帝的意图只有执行没有反驳进行批评，认为他柔媚，但也说他天下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霍去病少年英雄，十七岁就拜骠姚校尉，追随舅父大将军卫青，率领八百骁骑深入大漠，大破匈奴骑兵，河西之战，缴获匈奴祭天金人，以致后来匈奴王子还以此为姓，漠北之战，封狼居胥，战功可与卫青并列，到唐朝司马贞在《索隐述赞》中还评价说“君子豹变，贵贱何常。青本奴虏，忽升戎行。姊配皇极，身尚平阳。宠荣斯僭，取乱彝章。嫖姚继踵，再静边方”，对二人有赞有弹，认为卫氏一门过于受宠，自取祸乱，后来的全家受灾不是偶然的，可见这是传统知识份子的态度。（今日头条南方鹏首发）
这些可能因为卫霍的不走正路如察举征辟或者边地建功出身，而是作为皇帝宠幸之臣而出类拔萃的缘故，与司马迁的好友李陵一家守边抗外敌不同，难以进入士大夫法眼，又对卫青身居高位而不能匡正武帝存有不满，以致求全责备。而卫霍二人虽同在佞幸列传中有提及，却仅限于提及，与文帝时邓通之流其实大不相同。
武帝朝前期的所谓幸臣，是作为武帝治国的助手使用，如韩嫣以“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李广及儿子也曾被调入宫为郎，教导皇帝与近侍边战之事，卫霍正是在这一时期学到对匈作战的战术战略，不是简单的宠幸可以概括。
历史的书写者是人，人本身就具有情感波动和主观意识的不稳定性。
司马迁虽然是千古史观名家，但是他也是人。他有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和情感倾向。当初李广的孙子李陵被汉武帝定性为叛国，拿下李家家眷时，司马迁跑去求情，被武帝刘彻对他司以宫刑，他是恨毒了汉武帝。
作为一个男人，宫刑是比死还耻辱、痛苦的刑罚。最后证明他对李陵的看法是对的，他很反感汉武帝的刚愎自用和主观，但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定势思维下，他无法也不敢恨武帝，就将这种恨转移到了被武帝宠信，提拔重要的卫青、霍去病身上。
而且由于他对李陵的好感，爱屋及乌的移情于李广身上。一旦想到李广英雄一世，不被卫青重用而自杀，就激发起他的正义感。李敢去找卫青讨说法刺伤卫青，又被霍去病私下杀死，武帝却没有追究霍去病的责任更让司马迁愤怒。最后是李陵被武帝定为叛逆他去求情，武帝又武断的将他司以宫刑，让他对他心目中的悲情英雄李家报以强烈的同情。
这种同情和他仅仅站在史官的立场的狭隘格局导致了他对卫青霍去病的反感，于是把他们书写进了《佞幸列传》。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绝对复原历史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只能根据自己对当时场景的理解，做出基于理智和事实的判断。